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然而前途光明的道路。中国在渐进实践中摸索前行，抓住并利用了全球化机遇，从封闭型经济中挣脱出来，在经历了外向型经济的漫长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正在走向“开放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强调贸易自由，主要特征表现为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更加自由地跨国界流动，成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发展效率的支配性力量。“开放型经济”的基本要求是，统筹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内外需、进出口、引投资三大平衡中，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竞争合作，更加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可持续发展。

从“外向”到“开放”蜕变

“开放型经济”脱胎于“外向型经济”。后者强调出口导向，通过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经常表现为利用国际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加工贸易是立足国情的产物，长期以来对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对稳定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的优势在于低资金占用、低要素准入和低市场要求。但是，受要素投入所必需的资源环境的制约，受发达国家市场需求有限和同为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的制约，其增长带动作用出现渐次递减效应。亚洲最早进入外向型经济的是日本，其出口导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续了30年。晚于日本实施出口导向模式的韩国，其持续作用的时间为20年。东南亚各国仅持续10年。

“开放型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它从“外向型经济”发展而来，但又与之有根本不同。作为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开放型经济”强调降低关税壁垒，减少对商品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在与世界的融合中追求中国特色，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其总体目标是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加快形成比较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与外需平衡、进口与出口平衡、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平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型经济”调结构的三个层次

构建开放型经济需要以调结构来促转型。结构调整涉及需求、供给和市场三个层次，即内外需结构与三大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市场结构与贸易结构。

就第一层次而言，有必要按照国家确定的方针，在千方百计稳外需的同时，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积极调整内外需结构，实现内外需协调发展。目前的问题是认识偏差，有一种误解认为2017年中国消费增长率已经超过15%，达到了198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中国老百姓收入水平低，社保体系不完善，进一步增长潜力不大。但事实是，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旅游消费达1152.9亿美元，其中购物占比50%左右，这都表明国内市场对进口消费类商品，特别是特色优质产品有着强劲需求和巨大潜力。当前我国最终消费品进口仅占进口总量的8.6%，而世界平均值在20%左右。其实，如果把消费看作人力资本新投入，例如旅游、留学、培训、健身，那么消费升级从“量入为出”走向“适度借贷”，或许就找到了必然性依据。

就第二层次而言，产业结构可以分为三次产业结构，按照产业内部结构可以分为劳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可以分为传统和新兴产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城乡和区域发展差别大，这决定了产业种类齐全的必然性和长期性。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业、纺织、轻工、生产生活服务业，对稳定就业意义重大，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弹性所在，这些产业应着眼于提升技术含量，促使其形成特色工艺和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要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对有助于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航空航天、生物技术、高性能芯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要加强政策引导，还需要国家直接投入资金扶持。

企业结构分所有制结构、大中小结构。有必要继续为中小企业“正名”。企业不能以大小论英雄。企业都有成长过程，都需要自己的机遇。重要的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对非公企业大体也是如此。

就第三层次而言，市场结构调整重在实施多元化战略，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面对新形势，有必要拓展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内涵与外延，针对不同国家的市场特点，实施差别化的开发战略，努力增强针对性、有效性。贸易方式调整主要涉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结构、贸易与投资互动关系三个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都经历了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发展过程。有必要健全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政策，逐步形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贸易与投资良性互动的格局，形成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走出去”三个对外开放基本面共同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及时跟进的新局面。

进口博览会是优质的国际合作公共品

进口博览会是“开放型经济”的内生性要求，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它从根本上适应调结构促转型的需要，追求内外需平衡、进出口平衡、投引资平衡。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在多轮次降低关税壁垒、减少资本限制的过程中，为世界各国特色优势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打造合作平台，为促进经济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标志性工程。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2万亿美元，这将为各国出口提供新机遇，为共享中国发展成果搭建新平台，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进口博览会是国家行为。这不仅体现在部市协同主办、保障的体制机制安排，而且表现为国际招展、全国招商，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国家意志。当然，进口博览会的实质是在政府更好作用下，企业主体自主决策的一场国际化超级商展活动，是在市场决定基础上借助沟通平台发展自由贸易，引领绿色、均衡、可持续发展。其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范围内组织企业间市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均衡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具体来说，进口博览会要围绕世界各国特色优势的品牌商品，邀请各国供应商来华参展和各地经销商来沪采购，通过供需商家、创新创意、市场信息、专业人士与高层决策者、国内外媒体的现场集聚和洽谈交流，特别是通过品牌看点的竞争性展示、多样化选择和分散式决策，以认知图式对接融合驱动交易增长繁衍，形成贸易投资全球化合作的市场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中国经济。

进口博览会的功能作用，表现在以开放再扩大支持经济全球化，以改革再出发激励自主品牌走向世界一流，以进口市场大开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供给侧改革实现增长动能的结构转型，以国际合作公共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开放型经济构建之初，增长动能转型最容易出现认知偏差，而国际合作公共品最具想象和操作空间。

进口博览会的核心功能，在于为各国企业有组织的现场集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平台，便于从多对多到点对点，实现供需各方沟通互动。其基本效用在于通过主题化时空、专精特新看点和多样化展示表达手段，围绕特色优势核心展品，形成相关各方认知图式的对接融合，进而就贸易投资特定项目做出有效决策。全球化条件下，决策约等于现实。金融与物流的发达功能，将根据商务决策高效便捷地解决从交货到付款等剩下的所有问题。

有意思的是，博览会作为沟通交往的专业场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一直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的关键节点，是五花八门的认知图式对接融合、协同决策的高效平台。其深层原因，在于当代世界已经或正在走向交往逻辑。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人民币结算三步走

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商品计价，通常采用以下三种货币计价方式：生产者货币计价（PCP）；当地货币计价（LCP），即进口企业所在国货币计价；工具货币计价（VCP），即第三国货币计价。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面向世界开放市场为特点，有理由、有义务参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国的贸易特征与进出口商的结算币种选择密切相关。从贸易规模来看，一国贸易总量越大, 越倾向于使用本币结算。从贸易方向来看，如果一国出口商对某国市场依赖程度越大，越倾向于使用对方币种结算。从贸易结构来看，一国出口大宗初级商品，更倾向于以媒介货币计价结算；出口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品，更倾向于以进口国或媒介货币结算；而出口具有较低价格弹性的中高技术产品，由于其不可替代性强，大多以本国货币计价结算。

尽管我国当前的贸易总量有了较快增长，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从贸易结构来看，我国目前主要出口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的中低技术产品，进口大宗初级产品及需要较高资本和研发投入的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商的总体谈判地位不高，币种选择余地相对较小。所以，中国只有促进贸易方向多元化，缩小对个别市场的依赖程度，同时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贸易商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人民币国际计价结算才会有发展前景。

汇率的自由浮动性和货币的自由可兑换性两项宏观制度性条件，对货币的国际结算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一国的相对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两项金融市场指标，会影响贸易商市场结算时的货币选择。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率越低，汇率波动幅度越小，该国货币也就越容易被贸易商接受。

进口博览会作为国际合作公共品，是进口贸易的引擎泵浦，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战略工具，目的在于以低成本高效率实现企业间交易效用最大化。交易的内容可以是商品或服务进口，或者跨国投资合作。交易的媒介则可以从实际出发，采取基于自愿基础上的人民币结算方式，即以人民币作为进口博览会贸易投资活动的计价与结算货币，尝试非美元中介交易。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约交易成本，不必额外支付兑换美元所产生的汇率差价。此外，用人民币结算，对于拥有13.9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庞大的交易量来说，其意义还在于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借助中国的进口规模和主场优势，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与结算能力，进而形成事实上的国际发行权利和储备地位，推动历史掀开新的一页，让世界逐步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新时代。

根据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人民币当前仍处于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周边化阶段，并正在准备进入国际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区域化阶段。货币周边化指货币在周边国家的贸易结算中得到普遍使用。货币的区域化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中间阶段，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经济关联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或金融合作中逐渐采用区域内某一国的货币，最终实现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

2009年，我国开始启动并逐步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是周边国家对人民币接受程度明显提升。二是我国与周边国家货币合作稳步推进。三是人民币与多个周边国家货币实现了直接挂牌交易。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促进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将推动国际贸易深化。随着大量中国企业和投资走出去，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认可度大大提升，将有助于在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经济走廊中形成“人民币区”。人民币终将扮演沿线各国主要结算货币的角色，并将伴随着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成长，进而成长为周边化区域化货币。

然而，货币全球化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和经济基础，以及高度发达的金融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目前，中国距离这一要求还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并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中国势必将经受强势货币的挑战。进口博览会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需要借助长期积累的展会公信力和各国企业间的相互信任，目前还不具备全面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条件。

因此，要建议平缓推进人民币全球化过程。首先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各国更多企业主动尝试并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尝试争取使区域经济中心国家率先使用人民币结算。各进口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结算币种，中方不做强制性要求。主要理由，一是进口博览会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义在利先，有必要尊重市场选择；二是尽管我国进口量巨大，然而贸易结构有待深入调整，我国亟待尽快走向“优进优出”，争取交易主动；三是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全球化；四是如果大量人民币外流将导致回流压力，可能引发国内经济问题。

根据周小川先生的说法，目前人民币“走出去”能做到的都已经做了。政策干预过多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口博览会一方面需要认真进行量化研究，积极准备参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需要等待市场自身发挥作用，以及我国贸易结构调整和金融在岸与离岸市场建设。

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赢得人心

当前，由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贸易争端，对全球发展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面临挑战。卷入其中的不仅是中美两国，还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贸易大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是国际社会与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的斗争。由于主要贸易大国的背景、诉求和承受的压力不同，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形势复杂，需要随时追踪局势发展、认真研判、科学应对，细致深入地分析和处理各种矛盾，细致耐心地解决具体问题，才有可能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扩大和平发展机遇期。在此背景下，进口博览会以中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行动，明确表达了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立场，是得人心之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应对贸易摩擦，我们应当更加自信。

面对特朗普与天下争利的政策措施，尤其是美国优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实践，进口博览会主动开放中国市场，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主张，坚持平等协商互惠，坚持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的中国方案，这些积极举措一定会得到世界各国的理解、支持和信任。

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把特朗普与美国政府，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企业，把美国企业与美国消费者明确区分开来，区别对待；避免受民粹主义裹挟，重回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抗的封闭经济老路。封闭经济强调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关税、配额和外汇管制等严格限制进口的措施，以扶植和保护国内有关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取向。进口替代政策必然以牺牲国内消费者为代价。由于削弱乃至切断了与世界市场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市场的联系，必然造成国际分工脱节、国内市场萧条、生产成本高企、经济效益低下、产品质量差、缺乏国际竞争力等难以解决的问题。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也要求进口博览会加快成长为国际一流，积极发展和维护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广泛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实现开放型经济全球对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同时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争取在多边贸易机制下克服摩擦，解决争端，从根本上对冲贸易条件恶化的负作用，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不断助力提升自主创新国家能力，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极致化、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延伸阅读：

“三驾马车”奔跑的误区

目前通行的增长动能描述，往往沿用传统的“三驾马车”理论，认为GDP等于消费+投资+净出口。其中，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可以是私人企业投资，也可以是国有企业投资；净出口就是出口减去进口。根据这一理念，GDP要想增长，或者靠增加消费，或者靠增加投资，或者靠增加净出口。出口萎缩增投资，投资萎缩促消费，消费萎缩拓出口。

“三驾马车”论本为应急举措，却广为流传，至今已被看作经济发展的增长动能，形成了需求拉动的思维定势。比如，2017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即按支出法核算，认为GDP可以被分解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类似于凯恩斯的总需求三要素。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为32.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9.1%”。甚至有人据此提出，近期工作重点应当再度聚焦于刺激内需。

以上描述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消费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二是投资是为了提高效益，还是解决就业？三是贸易贡献是合作双方互惠共赢，还是出口减进口？问题的实质，在于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因素混同于中长期增长动力，把结果与表象混同于原因和动能。

在增长经济学看来，增长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根源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的增长，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指标，包括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人均产出的不断增长，才导致了向发达国家消费指标的不断接近。结论是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决定了人均消费的不断提高。经济学家萨伊曾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由此可见，“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这里，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和效率提高，取决于制度框架、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然而以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为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能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来拉动经济增长，短时间内难以见效。与此同时，“三驾马车”的成效立竿见影，所以政府将本来是非常时期的刺激政策，当作常规做法用于宏观调控，甚至形成了路径依赖，欲罢不能。

依靠“三驾马车”所代表的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许多副作用或后遗症，比如GDP至上、政府主导固化、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经济泡沫加剧。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经济过度下行的非常时期发挥其应急作用和熨平波动的作用，一旦步入常轨，就要及时摆脱对它的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通过市场作用实现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市场作用的供给侧改革，从提高生产率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而被看作是更具根本性的经济增长“三大动力”。其中三者间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制度变革是根源，处于决定性地位；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要接受它的影响和制约。（作者张敏系上海会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张云颖系上海会展研究院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