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土生土长的日内瓦人，韦端龙（Christophe Weber）还是不太适应北京的氛围，尤其是不适应时常面对汹涌的人群。毕竟瑞士只有700万人口，而中国有13亿，对他来说，显然这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从2008年11月份，韦瑞龙正式成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总监，到现在，只有短短的3个月。作为一个才上任不久的“新官”，韦瑞龙对已经永久落户在中国的夏季达沃斯年会是否有新的想法和打算？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国会议》：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以下简称夏季达沃斯年会）永久放到中国来办？这样做对其他国家是否有失公平？
韦瑞龙：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论坛决定在中国举办夏季达沃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它的重要性和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使得很多人想与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有更近距离的接触。
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源于近30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正是基于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经济论坛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在我看来，这件事似乎与公平与否无关。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独立组织，我们有1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机构，而我们的开支来自会员的基本会费。他们愿意了解世界经济的走向和发展趋势，愿意与政策决策者进行近距离的交流，他们想了解经济的走向，所以我们选择夏季达沃斯年会其实是经济形式的选择。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着，特别是经济危机发生后，很多人都想知道中国下一步将会做什么，中国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做什么，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我们不讨论公平不公平，我们只是要跟随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夏季达沃斯年会一直留在中国。
《中国会议》：虽然世界经济论坛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但现在正处于经济危机，很多国家和企业都在削减开支，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到会议的规模？
韦瑞龙：实际上正相反。我们的世界经济论坛不仅没受影响，还办得比较成功。我们的愿望是让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世界性的社区。我们注重国际合作，仅凭中国或美国一个国家并不能做任何事，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我们注重质量而非数量，看重的是参会人的素质、讨论的质量及结论的质量。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处理令你头疼问题的一些方法。
《中国会议》：夏季达沃斯年会进入中国后，其拓展策略是什么？有没有发生过改变？
韦瑞龙：夏季达沃斯年会也称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该年会宗旨是为“全球成长型公司”，为那些已经崭露头角，有能力角逐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企业，创造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
今天，很多全球性的企业采用的传统模式是错误的，如今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新的血液和新鲜“空气”，而这些新鲜血液是由新领军者注人的。这是一个很具前瞻性的观点，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来实现。
我们会一直坚持这种政策，让一些全球快速增长的新兴企业去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例如阿里巴巴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它还不是全球性的企业，但非常有活力，它有新的商业方式、新的平台、新的工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类型企业的前景，就可以看到未来。因为这些企业改变了原有的经营模式，改变了合作形式。这是新领军者年会设立的初衷。因为这些新兴的企业、企业家们代表了商业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会议》：据了解，夏季达沃斯年会进入中国后会邀请稍微小一些的企业代表参会，然而，我们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看到这种趋势并不明显，似乎仍然是以大型企业为主。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韦瑞龙：与冬季达沃斯年会相比，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为新领军者开辟的论坛，两者是不同的等级。所谓的小型企业不过是参照物不同，相对于大型跨国企业而言的小型企业是指新兴的企业。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邀请每个公司，我们必须集中在某些方面，才能讨论问题。我们也不局限在某一领域，比如，我们会考虑能源、健康、汽车等领域。我们很想多方面发展，而不是设定太多局限。不过让我们选择什么样规模的公司算是小一些的公司的确比较困难，把它们划分为哪类就更困难了。但我们有一些标准，像公司的全球增长、职业道德等等。
我们的国际性企业也会参加夏季达沃斯年会，他们希望看到后起之秀是什么样子，接触不同等级的新经济个体。像阿里巴巴虽然规模与微软不一样，但却有不同的成就和不同的活力。他们规模小是因为刚起步，但发展前景却值得期待。
《中国会议》：施瓦布先生曾表示，世界经济论坛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论坛，而更类似于一个社团组织，所了他才会将地点选在达沃斯这样风景秀丽的地方，但现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一直都是放在中国比较大的城市来开，这是否有悖于施瓦布先生的初衷？
韦瑞龙：一直以来小镇达沃斯都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举办地，而这和施瓦布先生与达沃斯的渊源有关。我们其实也在其他一些大城市举办相关的活动。
我们办会的地点中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而决定我们选择的还是看哪里最适合开会。比如，巴西是当今世界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美的大国，所以我们曾选择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开会。而中国是世界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体，大连和天津都是很重要的城市，我们关注它们的新科技、新观点，它们既是绿色城市，又是环境友好型城市，我们同样会选择这里开会。实际上，我们才不管这个地方是大城市还是小村庄，只要它的形象和理念让我们觉得有必要。世界经济论坛永远都是世界经济论坛，它已经存在了30年，不会因为会议地点而改变它的性质。
《中国会议》：夏季达沃斯年会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来参加，它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韦瑞龙：在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各公司领导人在2到3天的时间内有机会接触所有最具远见卓识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由于达沃斯年会请来的不只是商业人士，还有很多学者、专家、政要和思想家等，所以这些公司领导可以和政客、专家分享彼此的观点。他们可以听到很多来自各层面的建议、策略和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自由对话并深入交流，而这样的机会平时是很少的。
夏季达沃斯年会也会提出很多问题，供参会人员自由地交流、讨论。可以说，世界经济论坛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正在努力帮助人们了解经济形势，特别是帮助一些企业了解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帮助他们改革以适应现状，使他们能在目前状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希望所有人在面对未来的时候能携手共进。我们也希望与政府方面能保持密切的联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信息反馈。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私人会议，比如我们会邀请很多城市的市长前来，让他们对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并且谈论他们的经验，像伦敦市长和重庆市长等。参会的每个人都能分享信息和经验，还可以学到有很好的策略，甚至达成合作、促成投资等。
《中国会议》：世界经济论坛一直以来都是很前卫的，无论是在议题上还是开会的形式，未来夏季达沃斯论坛会采取一些瓣的开会方式吗？
韦瑞龙：是的，我们会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努力。比如在大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我们有一个被称之为“新领军者村”的独特区域，为参会人员交流所用。参会人员可以选择学术区域，开展学术交流，也可以来到城市讨论区开展城市方面的讨论，还可以去技术交流区交流新科技等。各种各样“村子”的存在，使参会者可以参加所有的活动，而这些讨论区都是开放的、透明的，而且具备一定的吸引力，这是整个会场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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