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会议大使计划”（The Conference AmbassadorProgramme, CAP）,很可能就是“会议”这个不大的产业中最有影响力的“计划”之一。西方国家的会议城市为什么会借用“大使”这个外交词汇，以及谁是第一家使用的，都很难考证。但在我看来，使用人们既熟悉又有一些神秘感的“大使”来为城市发展服务，以放大会议产业的大众传播效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从国际知名城市推行“会议大使计划”的实践来看，城市聘请的“会议大使”，还真有点像一个国家派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大使”，因为都需要完成某一项使命。只不过外交“大使”的派驻地是“国家”，而“会议大使”的“派驻地”则是“国际协会”。还好，“会议大使”只是“聘请”，不用真的“派驻”。

为什么各个城市会费尽周折搞“会议大使计划”呢？这就跟国际会议申办和引进的复杂性有关。

“会议大使计划”的目标就是引进国际协会会议。与国内会议相比，申办、引进国际协会会议至少多出下列麻烦：一是主办者大多在境外，而且分散在许多国家，登门拜访难度极大；二是国际协会基本上都是全球知名的行业性或专业性组织，每一家都有一套成熟的运营管理制度，包括国际会议的申办程序等；三是包括会员在内的“内部人”才有资格去申办，而会议产业链的成员大多数都被排除在外。

尽管申办、引进国际会议的程序比较复杂，但数十年来，世界知名城市都在使尽浑身解数，以争取更多国际会议来到本地。其中的原因倒是不复杂：国际会议对于国家、城市的价值足够大。既然申办国际会议需要“内部人”，那就在内部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并把他发展成“自己人”。这个“自己人”有一个漂亮的名称，就是“会议大使”。实践表明，“会议大使计划”还真管用。所以，这个计划才会从欧洲、北美，走到亚太、拉美和非洲，从境外走到了中国境内。

“会议大使”与我国一些城市聘请的“会议顾问”有所不同，“会议大使”的指向很清楚，那就是想办法影响自己所在协会或机构的国际会议，使其来到聘任你的城市。“会议顾问”更多的是名誉上的，不用承担某项具体责任。

国外“会议大使计划”的聘任对象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仅限于国际协会的重要成员，目标是影响该协会的国际会议；另一类则相对宽泛一些，除了包括第一类之外，也包括其他类型的国际性会议、国际性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从公布的资料看，新加坡会展局的“会议大使计划”属于前者，它们到目前为止已聘任了52位成员。迪拜会议局的“大使计划”则属于后者，目前聘任的有340人。

国内城市目前执行“会议大使计划”的城市是上海和杭州，上海“会议大使”的人数目前超过一百一十人，而杭州的则是五十多人。

很多人都关心“会议大使计划”执行的效果，这很可以理解。以下几点可以肯定：第一，“会议大使计划”是实践证明了的有效的国际会议引进方式，因为它指向性强，成功概率高；第二，由于国际会议申办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的“大使”都能够如愿以偿；第三，与其它方式相比，采用“会议大使计划”引进国际会议的综合效果更好，包括它的传播意义等。

谁愿意成为某个城市的“会议大使”呢？可以肯定，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为某一个城市去“效劳”，尤其是知名人士。换句话说，潜在的受聘者一定要与这个城市有某种关联——在该城市工作、在该城市出生，在或与该城市有着某种业务联络及情感纽带等。聘任“会议大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先不说成为“会议大使”并没有多少物质利益，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潜在人选，都是某一个行业或者领域的佼佼者，工作繁忙是其基本特征。还有，申办国际会议是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即便城市愿意提供各种支持，“大使”要做的工作仍就很多。

为什么“会议大使计划”起源于西方、盛行于西方？发展会议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完成这项“系统工程”，就需要一个系统化的工作部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个部门叫“会议与旅游局”（CVB），或者“会议局”（CB）。CVB或者CB，既可以是政府性机构，也可以是外包性的民营机构。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它发挥的作用则是一致的。它应该为“会议大使”提供的服务主要有：竞标协助、场所支持、政府服务，以及文化及旅游资源、会议策划及执行工具等方面的协助等。谈到“会议大使计划”的执行效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体系，想要取得很好的效果是很难的。

中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国际会议的诉求势必日益增强。在引进国际会议的策略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包括“会议大使计划”在内的有效方式，显然是必要而且有益的。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最好是按照“会议大使计划”应有的思路和方式来操作，否则又会把这个计划变成一个新的走过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