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余年间，京津冀地区的展览业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增长，但是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比，不仅展览数量和规模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而且近年来又呈现出明显的“北展南移”现象。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如何解决？供给短缺是制约京津冀展览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瓶颈，京津冀地区的展览业要想重振雄风，需要从展览场馆、扶持政策、协同机制等供给方面集中发力。

京津冀地区展览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1、展览业对地区产业的引领作用不突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展会数量少。展览业做为一种战略性先导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许多知名展览会已经成为区域强势产业的标签，在树立区域产业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简称义博会）使浙江义乌这个县级小城升华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小商品制造中心，提起小商品，越来越多的人会首先想到“义乌”；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更是举起了深圳二次创业、进军高科技产业的大旗，在推动深圳产业升级、培育深圳高科技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京津冀地区近年来虽然也在不断推动展览业的发展，但是像高交会、义博会等这些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和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展会严重缺乏，展览业对地区产业的引领作用不突出。

2、展览会与地区经济的粘性差，展览外流现象明显。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龙头城市，在举办展览会方面拥有多方面的优势，过去数十年中也培养了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CHIC）、中国国际汽车商品交易会（CIAPE）等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态势看，这些展览与北京地区的经济粘性并不紧密，相继迁移上海举办之后，不仅市场没有受到影响，办展规模反而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以中国国际汽车商品交易会（CIAPE）为例，该展会过去长期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由于场地面积制约，2013年的展出面积只有7万平米，2014年移师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后，增长迅速，展出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2015年更是突破了18万平方米。

3、区域内部展览业的协同效应，不同城市间竞争激烈。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交通、通讯等多个领域已经有实质性的协同发展举措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在展览领域，目前既缺乏官方的协同发展机制，也缺乏民间的协调与合作通道。作为促进投资和贸易的重要平台，展览业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行业，展览业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克服同一主题的展会在相近区域内部的恶性竞争，需要在主题、档期等方面做出协同安排。目前，长三角、珠三角等展览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地区均已通过“长三角会展城市联盟”、“珠三角会展城市联盟”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机制，加强了地区之间的协调。京津冀地区虽然在政策上存在区域协同发展的驱动力量，但事实上展览业至今仍然没有形成有效地合作机制，当前散乱的场馆布局甚至加剧了区域内部展览业的竞争。

供给短缺是制约京津冀展览业的主要瓶颈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过去10余年间京津冀地区十分重视展览业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目前依旧存在展览业对区域经济引领作用不突出、知名品牌展览会数量少、区域内部协同发展不够顺畅、名优展览频频外流等诸多问题。诚然，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从经济总量、区位优势还是经济辐射能力看，京津冀地区的展览业均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发展潜力之所以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市场，甚至出现“北展南移”的现象，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展览场馆、展览政策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供给因素不能满足现代展览业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展览场馆供给短缺。展览场馆是确保展览会成功举办的基础条件，缺乏展览展示的场所，展览业的发展无从谈起。尽管从全国层面看，展览场馆目前已经相对过剩，不少展馆甚至处于长期闲置的状态，但是就京津冀地区来看，尽管目前已经建成了20余座大大小小的展览场馆，但是室内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规模的只有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10.68万平方米）和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10万平方米），绝大多数展览场馆的室内展览面积都在5万平方米以下。而从展览业的发展状况看，2015年全国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展览会已经多达124个，这些展览会之所以主要选择在长三角（40个）和珠三角（33个）地区举办，显然与京津冀地区缺乏大型展馆紧密相关。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展览市场的优胜劣汰和展览会收购兼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展会开始突破10万平方米的规模，如果京津冀地区不适时扩大展览场馆的供给，展览外流的现象将难以阻挡。

第二，展览业的政策供给不足。展览业作为一个具有明显“外部经济性”的特殊行业，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财政、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扶持。在我国特殊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各地展览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更是紧密相关。最近10余年来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城市之所以能够领跑中国展览业，除了自身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外，显然得益于这些地区政府的强力支持。以深圳为例，早在2004年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发展深圳会展业的意见》，提出了会展业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指导方针和创建“知名会展城市”的目标，并将会展业正式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纳入了深圳市产业发展规划，为深圳会展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深圳市政府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于2015年11月9日正式宣布启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建设，该会展综合体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拟投资超过800亿人民币，政府对展览业的反映速度和支持力度由此可见一斑。虽然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政府部门对展览业的发展同样表现出较高的热情，但是在具体可行的政策供给方面依旧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特别是与上海、广州等传统展览中心城市以及与成都、重庆等新兴热点展览城市相比，京津冀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不足。

第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区域间的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展览会作为人流集中、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特殊活动，迫切需要交通、消防、公共安全、海关、新闻传播等多方面公共服务的支持。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不仅京津冀三个地区的公共服务没有形成联动机制，即使在各自区域内展览业的公共服务也存在严重不足。以北京为例，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尽管北京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具有举办大型展览会的优势，但是北京作为国家的首都，同时需要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等众多大型政治活动，当这些活动的举办与贸易展览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展览会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有时不得不延期举办甚至取消。除此之外，为了疏解城市拥挤、确保城市安全，在北京举办展览会时不仅需要履行更加严格的审批程序，而且在防火、防爆、防突发事件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这些举措在确保城市的宏观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对展览主办机构而言，可能因此而面临更多的麻烦。

京津冀展览业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面对京津冀地区上述种种展览业供给不足的问题，该采取哪些关键措施加以推进呢？我认为如下三个着力点至关重要：

第一，场馆供给——规划建设新的展览场馆。如前所述，缺乏与京津冀经济体量和辐射能力相匹配的展览场馆，已经成为制约京津冀地区展览业协同发展、提升京津冀展览业整体竞争力的首要短板。虽然可以通过扩建目前已有展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瓶颈，但是从目前情况看，已有展馆的建设均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站在京、津、冀各自利益视角下做出的决策。虽然这些决策在当初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对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伴随着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些展馆已经很难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为此，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利益的视角和京津冀未来协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重新选择京津冀展览场馆的区位、规模与功能。为了避免资源的浪费，可以将已有展馆通过用途转移等方式改造成物流中心、仓储中心、超级市场、文体中心等。

第二，政策供给——管理和服务机构的整合。这里的政策供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要站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大对展览业的政策扶持，从土地使用、人才培养、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贴息贷款等多个层面给展览业提供优惠支持；另一方面，要从优化公共服务的视角，简化展览会审批和备案程序，从海关、交通、公安、消防等多个层面形成京津冀地区之间的互动，使这些公共服务成为确保展览会成功举办的强力保障，而不要成为展会组织者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第三，制度供给——协同发展的体制与机制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是对城市群建设的探索，同时也要实现不同行政区域间协同发展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提升京津冀地区的自身竞争力，更在于发挥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作用，提升京津冀地区对中国大北方经济的辐射能力，进而推动中国大北方地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展览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平台，需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其应有作用。为此，京津冀展览业的协同发展，同样需要决策体制和机制上实现创新。这种创新不仅需要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互动，更需要在产业规划、产业布局、投资机制、利益均衡等方面做出统筹安排和统一决策。

注：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4JGA010）“京津冀会展业战略布局与协同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