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贫民窟到总统府—印尼传奇总统佐科》一书中披露，2014年APEC会议期间，佐科总统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教中国为何发展这么快？习近平回答说：“要有宏伟的规划，有了规划后，就应尽快兴建基础设施。”佐科问：“如果没有足够资金怎么办？”习近平表示：“要寻找投资者”。4个月后，当佐科再次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这段对话被付诸行动，变成了现实。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当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北京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与此同时，由中国倡导并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受到欢迎，多国积极加入，截至4月5日，已拥有55个成员，亚投行正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平台。中国在参与全球化治理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顶层设计能力和组织执行能力。
　　这让笔者深刻感受到目标制定的重要性。过去谈发展，更多的是关注效率、时机与实践。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欠账太多，时不待我，一边干一边琢磨，摸着石头过河成了主流，这其中既有不甘落后、发奋图强的因素，也有眼界窄小、规划能力匮乏的原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上，我们把宝押在了效率上，这既造就了中国GDP的世界第二，也带来了价值观混乱、产能过剩、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问题。进入当前阶段，中国社会需要通过再平衡来彰显公平，治理乱象，有学者提出的三个重建——重建秩序、重建道德和重建生态，正是阐明了我们转变发展观念、重视规划设计、明确发展目标的要义，对各行各业都很有启示，对展览业也是如此。
　　首先说秩序的重建。一直以来在我国的展览业，政府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政府部门举办很多展会，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还掌握着展览审批权限，这使得专业会展公司既缺乏独立操作项目的热情（专心做政府展的承办就可以了），又缺乏独立运营的条件（批文管制）。但随着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政府主导型展览的清理以及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大量市场空间被释放，批文申报程序更加透明简便，专业会展公司与协会、商会的合作关系更加对等，这充分调动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经营热情。相对于近两年展览面积的稳定增长，展览业资本领域的变化更让人欣喜：混合持股、项目并购、整合上市。但资本的青睐离不开市场环境的改善，由秩序重建所带来的产业红利还将进一步释放。当然，与世界展览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展览业秩序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现场管理的微观层面。
　　相比秩序重建，道德重建是展览业的一大痛点。展览界的信用体系，契约精神以及产权保护现状是比较让人担忧的。无论处在什么发展阶段，道德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自由、宽松的环境是为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发展而营造的，不能让偷工减料、欺诈侵权的人用来钻空子。当前展览业存在不少作弊行为，招展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搭建商用料以次充好等现象屡见不鲜。不诚信经营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一方面是被参展企业集体唾弃转投其它宣传展示平台，一方面就是让监管不得不变得更加严苛。既然你不能自制，政府就要对你进行管制。从某种意义上讲，秩序和道德是一对辩证关系。花大力气重塑展览企业的价值观，建立可记录、查询、追溯的信用评价体系是当务之急。对于害群之马要集全行业之力予以清除，对于诚信经营的企业要给予褒奖和高评级，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最后说说环境重建。这些年我国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改善环境已经成为全社会最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升级为“新五化”，增加了 “绿色化”的新内涵，体现出中国政府治理环境的信心与决心。坦白说，我国的展览业是极不环保的。每次展览结束之后，大量的展台垃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时代，绿色化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不符合绿色化标准是落后的表现。展览业欠缺环保，从表面上看是基于成本优先的一种选择性结果，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却是理念、生产、服务、消费全方位落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此，从理念导入开始，倡导绿色循环经济，鼓励环保应用和创新，借助后发优势，缩小与其他行业在“绿色化”上的差距，是提升展览业的另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