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代，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不知读过多少遍，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笔者一生的生活与工作。记忆中最后一次阅读应该是1972年。

　　事隔35年，顺手从书架上取下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重温一遍之时，脑袋里翻腾的却是笔者参与近25年的中国会展业。两者相撞，深深感受到即使在《实践论》发表60年后的今天，它对认识中国会展业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果将1979年定义为中国商业性展览会的起始年，至今已28年历史，初始只是每年几场而已。廿世纪八十年代每年也不超过200场，会展城市也局限在北京、上海、广州；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会展市场迅速膨胀，除京、沪、穗之外，大连、深圳、杭州、厦门、南京、成都、武汉、西安、青岛等城市加入战团，每年全国举办的展览会接近千场，廿一世纪初的七年，应该说是中国会展业全面开花的七年，全国大、中、小城市新建、改建展览场所近300所，举办各种类型展会近4,000场。

　　如果我们称经历过的28年是中国会展业的伟大实践并不为过，称它已经产生了“巨大生产力”也应该是恰当的。

　　《实践论》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的时候。”

　　中国会展业确实经过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而到更多方面”的过程。初期，展览会只是由京、粤、沪贸促会与香港若干展览公司策动，此后牵动若干省、市贸促会加入，中央各部也纷纷成立贸促分会，全面介入展览业；九十年代，民间展览企业纷纷成立，形成一种力量，随着行业协会成立，以行业协会为主力举办的展览会应运而生；九十年代末，先后成功运作的厦门投洽会及深圳高交会，以示范作用躯带动各地政府直接介入操办展会；廿世纪初，大量国外展览组织者通过收购合并进入市场。至目前为止，政府、协会、民营、国内、国外数以千计的展览组织者共同舞动中国会展大业，形成与造就了中国会展业的巨大生产力。

　　笔者以为：如果把28年称为一个阶段，应该是初级实践阶段。上百万人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实践。《实践论》指出：“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

　　在这个初级阶段，我们看到：展览馆的建设是否过急？是否脱离我国会展业的现实？是否缺乏综合功能设计？是否贪大求洋？从全国观点看，布置是否合理？我们看到：那些机构适合进入会展组织者市场？依市场规划运作的民营组织者是否成长过慢？政府组织者是否介入过深？协会的功能是否应将办展作为主业？外国企业入场是否需要有门坎？中国民营会展企业为什么纷纷转让股权给国外企业？是自身安全没有保障还是其它原因促使其厌战？政府、协会、民营、外资之间是否有合作、协调空间？它们之间是否一定要在市场中决战？在我国办展环境（条件）是否公平？会展业是否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全国范围而言，会展项目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定的协调？还是任由市场说话？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功能（有形的手）之间是否有可能两者携手，使我国会展业走上又好又快的道路？…

　　我们还看到：会展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否严重？它除涉及展会本身外，是否也涉及参展的展品与专利？展会价格差异性很大，低价倾销对展览业是利是弊？展会评估是否需确立一套符合本国的标准或者引入外国（或所谓国际）的标准？正规高等会展教育是否时机成熟？会展培训全国遍地开花如何评估？所谓人才短缺是缺乏那部份人？

　　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数以十万计奔赴境外参展，成为许多外国组织者的重要客源，壮大了外国的组织机构，我们的组织者是否有能力与胆识把展览会办到外国去？宛如德国的组织者把该国参展商带到中国来一样。我国有没有条件走出国门，实行组展者国际化？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展览界的许许多多问题，它包括展装、展运中的问题；展览产业链上的种种问题；甚至于某些败类，如骗展、展虫等问题。

　　是的，我们“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由于有事物的存在，才能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片面”。

笔者的结论是：二十八年的会展史，是波澜壮阔的历史、是数以百万计会展人参与的伟大实践、是会展人的努力造就了巨大的生产力，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其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可喜不是可悲。这些问题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会展业，为我们从实践步向理想提供大量素材，也奠定良好的基础。

　　《实践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又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 “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是有了性质上的差别。” “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以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

　　经过长达20多年的实践，会展业的许多问题已经浮上水面。近2-3年，媒体、学术界及数量众多的论坛、研讨会已经就各种现象进行讨论。也有不少学者发展不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成立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显得被重视，可惜资源有限，还不能形成有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会展产业本身还没有引起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重视，这是非常遗憾的。

　　依笔者愚见，未来五年应该是我国会展业实现从实践到理论飞跃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五年应该是完成《实践论》学说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既有以往28年的“直接经验”，也有国外的间接经验（“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

　　我们已经具备条件“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必须加强研究与总结的课题。

　　一、会展业的定义与内涵

　　会议与展览活动在我国是否成为一种独特的产业？倘如是，这种产业的型态、规模如何？它对于其它产业的实质影响如何？（切莫犯所谓一比九的形而上学错误），它在国民经济中是否占有一定的席位？它的可塑性如何？会展业的投入与产出应该在什么样的合理水平才具有生命力？...等等。

　　二、会展学科的定位

　　目前，全国几十所大学开设会展专业，也有数以百计的非学位会展专业和形形色色培训班。

到底在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需求方面，是否对会展专业有共识，它是不是一门学科？是什么样的学科？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学科的社会实践是什么？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这个专业的学习年限多少为宜？应该设置那些必修与自修的课程？如果会展学是存在的，那么它是否有更高的学历需求？硕士？博士？博士后？...等等。

　　三、会展城市与支柱产业问题

　　人们都知道，任何会展活动一般地说对社会都有一定的作用，那么是否任何一个城市只要有会展活动都可以称为会展城市？发展会展业是有成本的，除投入成本外，还有经营成本。那么，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为会展城市？会展业占该市GDP百分几才称得上是城市的一种产业？城市的规模、周边环境与市场需求诸多因素制约着城市的会展业，这个标准如何？更令人奇怪的是全国数十个城市将会展业定为支柱产业，这些城市中有的会展业只占市GDP的百分之零点几而已。何来支柱？

　　究竟会展城市的标准如何？一个城市可以将会展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标准又如何？搞明白这些问题有现实意义的，期望人们能有理性认识后，别再浪费金钱与光阴，科学地做些实事。

　　四、展览会布局问题

　　展览会名目繁多，据笔者所知，全球展览项目近500种之多，而我国在办项目也300多种。但是在我国几年来曾经举办展览会的城市（或场馆）达200多个，但集中举办的项目却只是几十个品种，一般地说，容易办的项目、社会性强的项目，人人抢着办，有的项目全国全年举办40-50场，这种实践目前仍在曼延之中，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必然的结果。

　　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自由市场有一定的功能，但也不一定是万能的。28年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任由这种情况发展是不可能把会展业做强的。我们是否应该学习德国的经验，每个城市是否应该有所侧重。

这是一个难度相当高的课题，但是这又是一个非逐步协调不可的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实践与数据说明适当布局的好处。即使现在时机不成熟（实践不足），有没有可能开始进行若干前期性的研究？

　　五、有关展览馆的布局与建设问题

　　十几年来，笔者参加过十几个城市展馆建设的讨论，许多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大部份的理念是：城市领导将会展业订为支柱产业所以要建展馆、展馆形象要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展馆的规模要大、起码要满足城市中某单项展（许多是该市唯一的）的规模…。这些要求多数是领导的指令，也所谓的可行性报告都是先有结论后有所谓论证。既然各位领导已决定，其它“外来人”还能讲什么呢？

　　笔者再次呼吁，不要再大兴土木了，不要再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当儿戏，政绩不是告形象工程树立起来的。即使有些城市确有需要，也要充分论证。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某中心城市建了展馆，会展业也不错，邻近城市马上也要建馆，发展“自己”的会展业，明知自己条件不够也要强来，实在不明白，如果产业有需要，为什么不把展览会办到中心城市去，相隔不足半小时车程也要争一日之长短，难道中国人就要自己这么争吗？内在因素是什么？

　　六、政府、协会、民营、外资等展览会组织者的关系问题

　　政府是继续进入市场还是逐渐退出市场？那些应该退出、那些不应退出，如果要退出，如何退出市场？协会可否转换办展方式？可否委托管理者也不会将协会全副精力摆在组织展览活动之中？民营企业如何做好做强自己？民营企业并非另类，它的“帽子”也属于中国。为什么许多已做强的民营企业还有不安全感？其威胁来自市场？还是非市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深度与广度问题？我们既要坚持开放，但是否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尺度？有人提出国家会展经济安全问题，是否存在？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问题，但以上罗列的六大问题应该是主题。如果我们善于从28年的实践中去寻求答案，以科学的非偏见的态度，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夫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必然会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假如我们能够花五年时间，总结28年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想，《实践论》告诉我们整个实践过程并未完结。“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实用理想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现在讨论会展业中的这个问题尚早，也许五年之后我们有机会讨论它。但是，对于《实践论》中所提出“实践 ¾ 理论 ¾ 实践”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循环，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笔者在重温《实践论》时，针对我国会展业发展问题的一些思考。对于个别企业或个别项目也应该有同样的思考，因为它确切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当前，无论是对全国会展业、区域会展业，甚至于具体的会展项目或企业都面临着同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从多年的实践中去总结经验、去升华至可以指导今后工作的理想，这就是本人重温《实践论》之后的体会。并写就此文与同行们共享。